关于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建议

　　绩效管理，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合理干预和有效教育。据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反馈，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。2018年至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24.9万人，年均上升8.3%。犯罪低龄化现象凸显，检察机关起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的3534人上升至2021年的5334人，占同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从8.9%上升至15.1%。据海南省检察院统计，2021年度，海南省检察机关起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24.6%，2022年度为21.1%，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　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治教育，可能演变为更严重的犯罪行为。我国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管制方式存在“偏轻或偏重”情况，无中间性干预措施的缓冲，要么过于放任，要么过于严厉，两极化处遇可能加剧罪错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进一步对立。综上，亟待出台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，提升未成年人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　　一、存在问题

　　（一）无统一的立法。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规定散见于《刑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法律中，2020年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对适用分级干预措施的具体方法仍不够明确，在分级干预实务上缺少可操作性，对罪错分类的具体标准、干预行为的实施主体、具体矫治模式等内容均未作出明确规定，使得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难以有效运转并发挥作用。

　　（二）无专门的机构。2021年，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，明确民政部门为牵头部门。但是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牵头部门始终未从国家层面予以明确。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单位众多，如政法委、公检法司、教育、共青团、妇联等。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和具体措施的规定，相关机构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行其是，从而出现预防工作重复或无人负责的局面。

　　（三）目前分级干预措施尚未发挥应有作用。刑事手段操作简单，但教育、感化、挽救效果不佳；非刑事手段措施存在“空转”问题，如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难以保证效果、治安处罚缺乏强制力和有效性、专门矫治教育缺乏适用标准及操作程序等等。

　　二、必要性

　　对于未成年人犯罪，惩治不是目的，预防才是根本，应立足于教育挽救。实施教育挽救，既要面向群体、也要针对个体，既要保护外部安全、也要呵护心灵健康。加快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构建，尽可能将未成年人犯罪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，提升罪错未成年人矫治实效，以帮助未成年人提升法治意识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，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营造良好社会法治环境。

　　三、建议

　　一是建议出台法律法规。建议由司法机关牵头，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配合，尽快出台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，推进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构建。明确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目的原则、实施主体、职责分工、教育目标及要求、干预对象及分类、干预矫治模式等内容，使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能够有效运转并发挥作用。

　　二是多部门综合施策、系统治理。明确实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的牵头单位，统筹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司法行政、教育、民政、妇联、团委、少工委等部门及具相关学科背景的专业机构和人士，统筹协调做好处遇措施的评估、适用、监督，及不同措施的转化、解除等工作，形成分工明确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
　　三是加强专门学校建设。推动专门学校在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制定专门学校招生入学、离校评估、区域性闭环管控和梯次管理等制度，结合实际对罪错未成年人实施专门教育，提升专门教育的针对性。

　　四是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化建设。通过家长学校、公益热线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等，向有需求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，帮助其提高家庭教育能力。公检法司、教育、医疗及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应加强监督，对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监护人依法实施批评教育、劝诫制止等措施，督促监护人切实承担起未成年人教育的主体责任。推行处遇社会化，通过开放性的社区，尽可能不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，如可采取保护管束、训诫、恢复性社会劳动等形式，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。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力量的配套衔接机制，引入专业社工队伍，厘清边界、密切衔接，真正实现“专业的归专业，社会的归社会”。此外，要多方协作形成合力，共建培育培训机制，联合相关部门、社工机构代表等，研究制定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工作指引和标准，推动完善社工服务